温总理1月31日在北京某社区与群众座谈时，特别提到，住房和房价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高房价不但降低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让他们享有的中国多年经济增长的成果，一朝化为乌有，而且还几乎消灭了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刚刚兴起的所谓“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力。
　　
    一系列治理高房价的调控措施最近开始发力。最新消息是中国银行将停止执行7折的房贷优惠利率，国土资源部也表示将从严查处违约土地开发行为。

　　但是，治乱需用猛药，要让高房价回归，仅有这些治标之策，远远不够。笔者多次提到，首先要找到高房价的病因：央企太不差钱、部分人群收入过高、地方政府需要房地产以助长其GDP和财政收入等等。

　　北京市近日取消了一家“双料地王”开发商某地块的竞得资格，并没收了其2亿保证金。国土部门说这是在“杀鸡儆猴”，可能否如愿“儆猴”，值得怀疑。问题就在于，谁是那些“猴”。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表面看是高度市场化的，可如果从进入门槛和政府干预的更合理的角度看，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被开发商们垄断了的畸形市场。在高房价“奇迹”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所谓“一线”城市，扮演了旗帜的角色。如果不是他们将房价推得那样高，那些“二线”、“三线”，更不必说县一级的城市，能有多大想象力？而在“一线”做开发商以及做地王的，几乎全是赫赫有名的央企。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央企经营状况堪忧，为脱困，1994年开始实行一项临时财政安排，即央企的税后利润，不再上缴中央财政，而是留在企业内部，用于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其后央企不但扭转了整体亏损的局面，而且借助垄断地位，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即使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海啸，也没受到多少冲击。所以，央企们积累起了巨大的利润。钱多了，怎么办？做开发商，是最保险的选择。借助与政府部门天然的良好关系，央企在拿地上有绝对优势。

　　地方政府的核心任务，依然是经济增长，而房地产正是可以历久不衰的“增长点”，岂能放过。与央企的“不差钱”比起来，地方政府“太差钱”，也是在1994年，财政实行分税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受遏制，可要承担社会保障等事项越来越多，房地产既能增加GDP，又能让地方获得数额不菲的土地出让收入，两全其美。所以，在高房价上，地方政府和央企，自然结成了同盟军。而且房价越高，双方的得益越多。

　　谁来购买高价房？很简单，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国出现了一个富裕阶层。这些人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体制外的富裕人群，诸如“煤老板”、“温州人”等。二是体制内的垄断行业以及行政事业单位的部分员工。前者，是有钱无处花，根本不在乎价格，后者得益于房改，用极低廉的价格拥有了一套或者多套房，因此有足够能力再购买二套或者更多套房。

　　以上三种力量的结合，共同造就了高房价。而“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让房价回归到正常状态，需要下列的釜底抽薪之计。

　　第一，停止执行央企税后利润不上缴中央财政的做法。央企的利润要按照规定上缴中央财政，这个工作前年初就已经开始，但是进展缓慢。央企的利润上缴进程，在2010年应加快实施。既然降低高房价已成中央政府和民众的共识，作为国有企业，本来就承担着社会公平责任，而央企们也一直以此标榜，这时就应带头为民众解忧。今后，除了特殊情况，央企一律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可喜的是，不久前，国资委对此也有些动作，尽管动作不算大，总算开了个好头。

　　第二，进一步改革分税制财政体制，给地方财政稳定可靠的税种，以与其事权相适应，让地方政府，即便失去了土地收入，也能应付日常支出，从而斩断地方财政与开发商之间不正常的联系。同时，在考核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时，将房地产价值从GDP核算中去除，这样，地方政府就失去了与开发商为伍的内在动力。这样做的道理也在于，房地产价值中，单纯价格上升的贡献太大，而居民的实质福利，即住房面积并无多少增加。

　　第三，反思房改中的弊端。对于已经以低价获得过住房的人，应限制其继续购买第二套以上的住房。同时，在北京等地，大量的房子不能上市交易，人为抑制了供给，也是房价节节攀升的原因之一。这些存量房屋，如何尽快上市，需要尽快解决。

　　第四，减少经济适用房，增加廉租房。水涨船高，因为普通商品房价格过高，带动了经济适用房价格的搭车上涨，如今在北京等城市，经济适用房早已很不经济了。而政府最关注的，应是最贫困的阶层。地方政府应将过去获得的土地收入等，集中用于廉租房建设，减少乃至最终停止建设经济适用房。

　　这些措施，也许在GDP上有些微损失，但是，并无实质性福利损害。如果“投鼠忌器”，继续仅仅在外围修补，而不伤筋动骨，房价回归正常，就只能是民众一厢情愿的幻想。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筹）主任 王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