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增加总需求的情况下，增量投资会导致产能过剩，强制性消除落后产能不仅成本巨大，短期内还会影响就业和社会稳定，甚至拖消费的后腿。可以说，如果不从根本上增加社会需求，加快国民经济循环，一味地改善供给质量是没有出路的，脱离了总需求的结构调整也是没有出路的。

　  虽然2009年我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实现企稳回升,但经济回升的基础依然脆弱，国民经济内循环的大格局和制度基础尚未形成，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如果应对不当，2010年下半年经济增长有可能重新调头向下，甚至滑入滞涨或萧条通道。

　  当前经济回升向好有很多表面性和短期性因素，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的风险正在集聚，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2010年特别是下半年的经济走向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主要判断依据是：第一，外部需求在短期内难以扭转颓势。虽然世界经济步入了复苏进程，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延续，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继续攀升、保护主义升级、通胀预期增强。尽管12月份我国外贸出口出现了17.7%的高速增长，远远超出了社会上此前5.5%的预期，但是其中有进口国季节性补充库存等短期因素和去年基数较低等偶然因素。就当前美欧主要经济体国家失业率和居民储蓄率的变化趋势看，短期内外部需求增长不可能有较大变化。第二，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从当前行业效益看，主要是石化、汽车、施工房地产、建材等行业利润大幅增长，这直接得益于政府投资带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而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主要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停留在概念阶段，离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三，国内投资增长后续乏力。由于垄断行业、社会事业举办体制、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等领域一直没有出台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加上盈利性高的市场热点尚未形成，民间投资迟迟没有全面跟进政府投资。此外，目前中央政府投资缺乏优质的后续储备项目，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筹措困难，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因为过度举债而债台高筑。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中央投资的带动效应，导致政府投资的可持续性面临严峻考验。2010年中央基本建设投资在4千亿左右，如果信贷略有紧缩、民间投资环境没有实质性改善，这4千亿中央投资对20多万亿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究竟能发挥多大的带动效应，确实值得怀疑。第四，进一步拉动消费增长的难度加大。在大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做调整，广大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的收入没有实质性提高的情况下，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仅仅是把未来的消费提前激发出来而已，理论上不会增加消费总量，反过来还会增加进一步继续扩大消费需求的难度。

　  在总供给和总需求中，当务之急是有效增加总需求。只有总需求增加了，现有产能才会流动起来，循环起来，通过增量来稀释和淘汰存量，实现结构调整。否则，在不增加总需求的情况下，增量投资会导致产能过剩，强制性消除落后产能不仅成本巨大，短期内还会影响就业和社会稳定，甚至拖消费的后腿。可以说，如果不从根本上增加社会需求，加快国民经济循环，一味地改善供给质量是没有出路的，脱离了总需求的结构调整也是没有出路的。

　  理论上讲，国民经济内循环的大格局和制度基础形成之日，就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刺激政策退出之时。如果这个制度前提不成立，宏观政策就会进退维谷。一方面，短期性政府投资刺激政策即将用尽，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启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内循环的基本格局和制度基础尚未形成。如果唐突退出，由于新的市场热点还没有真正形成、民间投资尚未实质性启动，经济运行在缺乏外力刺激的情况下极有可能会重新回到萧条通道；如果不退出的话，本轮刺激政策推动形成的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是资产泡沫）正在加速积累，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外部需求拉动，国民经济极有可能滑入滞涨轨道。
 
　  实际上，目前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这也可以从当前政策与措施调控姿态之间“一松一紧”或者说“外松内紧”的微妙差异中管窥一斑。尽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0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性连续性，但是，从去年年底以来，有关部门先后从产能调控、房地产市场、土地供应、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等方面对政府和社会投资开始进行规范，与此同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在悄然转向。继2010年1月7日，央行将3个月期央票利率上行4个基点，至1.3684%，1月12日，央行又在5个月之后首次上调1年期央票的参考收益率，使之回升8.29个基点，至1.8434%后，从2010年1月18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货币信贷紧缩之势日趋明显。当然，考虑到大规模的在建投资项目、后续乏力的投资刺激政策和缺乏明显内生动力的社会投资和消费，宏观经济政策由宽松向紧缩转变恐怕还得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摇摆过程，这个过程考验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很明显，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的姿态和取向非常关键。当前，对政府投资刺激政策退出时机的选择，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核心问题，也是目前舆论焦点。但是，就产能论产能、就通胀论通胀，如同就增长论增长一样，不可能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答案。目前宏观政策的尴尬局面反映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本轮政府刺激政策对国民经济运行的深层次战略性问题关注不够，具有一定的短期性和权宜性。

　  从投资看，我国最大的投资空间是城镇化，不是狭义的土地城镇化，而是健康快速的人口城镇化，但是现行“二元”的城乡体制不破除，人口城镇化就难以推进。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城乡之间公共资源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问题，特别是城乡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的统一性问题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市民化问题等，迟迟没有大的动作和实质性推进。从消费看，近年来国民收入继续向政府、企业和垄断行业集中，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比重迟迟得不到明显提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尽管社会上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呼声很高，但是无论是一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都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出台。物业税一拖再拖，个人所得税改革、国有企业上缴红利补充社保基金、规范垄断行业工资收入等问题一直久拖不决。

　  可以断定，如果年内外部需求没有实质性增长，过度关注短期问题的政策局限性对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将更加严重。要使中国经济在不依靠外力的情况下，彻底恢复持续快速发展，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真正把政策着力点放在消除制约内需增长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即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快速推进人口城市化上，进一步讲，政策着力点应该放在调节国民收入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上。不下大决心、大气力深化改革，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宏观调控政策也很难在短期内走出困境。